乡村农场生活模拟游戏《风和日暖》 发布最新中文预告

产能过剩一般源于企业对经济前景过于乐观而导致的投资过度扩张。

强化基层金融机构建设、完善基层金融公司治理、提升基层金融监管水平、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等成为重要的任务。更值得注意的是，通过网络第三方平台进行资金筹集，刻意模糊存款和理财的属性，使金融消费者维权面临巨大困难。

在这两方面的操作之下，部分中小金融机构迅速提升其在金融部门中的地位。第三种方式是利用互联网金融违规逾越辖区空间限制，进行异地吸收存款类资金。不管是中央金融监管机构，还是派出机构或地方金融监管管理机构，均更加注重金融机构数量增长、金融业务规模扩大、金融业增加值提升等金融发展事项，金融发展职能显著强于金融监管职能。虽然期限管理是银行本职工作，但过度的资产负债及期限错配则潜藏重大风险。监管部门强化对基层金融机构、产品和服务等的风险监测，着重在资金占用、违规吸收存款、违规开展理财业务、依托第三方进行金融服务等领域开展专项整治，重点提升基层金融资金来源、资金运用、机构经营和风险管理等水平。

五是风险管控和内部控制体系未能动态及时保障，部分机构风控和内控无法动态匹配机构资产负债、表内表外和期限管理等的稳健需要。完善基层金融机构资本金补充机制，夯实股东出资责任，开辟多渠道资本金补充机制，有效统筹内源式资本补充和外延式资本补充，充分利用专项债政策红利，提升基层金融机构资本金充足率。正确理解和处理增量和存量的关系，对转型成功至关重要。

创新型碳替减的技术审核和认定等工作，应由市场组织者和专业化服务机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进行。 参考文献：1.刘世锦等，读懂十四五：新发展格局下的改革议程，中信出版社2021年7月2.刘世锦等，双碳目标下的绿色增长，中信出版社2022年10月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2021年9月22日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21年10月5.威廉·诺德豪斯,气候赌场：全球变暖的风险、不确定性与经济学等，东方出版中心，2019年9月6.尼古拉斯·斯特恩，气候变化经济学,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5期7.比尔·盖茨，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中信出版社，2021年4月8.林伯强，碳中和进程中的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经济研究，2022年第1期9.Robert Mendelsohn, Climate Change Economics,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202210.Mathew Hampshire-Waugh, Climate change and the road to net-zero, Crowstone Publishing, 202111.Danny cullenward, David G.Victor, Making climate policy work, Polity Press, 2020来源：《北大金融评论》2023年第3期（总第16期） 进入 刘世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碳中和 。例如，每千瓦时发电的碳排放量，燃煤为1000克，光伏为30克，风能为10克。由此，我们应该对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有信心，关键还是尽早启动各个相关领域的创新进程。

诺德豪斯、斯特恩等气候变化经济学的领军者都提出要给碳定价，具体办法有配额加交易和征收碳税，并期待碳排放权市场能够发挥重要作用。而社会资本的度量看起来差距更大。

创新打破了原有的发展条件约束，拓展了新的增长空间。首先，创新型减碳可以实现对传统高碳技术或产业的长期替代。其他清洁能源也正呈现出类似特点。这里还需要讨论一下如何用经济学的方法理解节能优先。

这种激励并不限于少数措施，而应是相互依存的三支柱体系。但四种资本如何相互影响、相互合作推动社会运转，很多方面并不清楚，尤其对后两种资本尚缺少深入理解。如果要做个区分的话，衰退型减碳和增效型减碳主要体现的是一种防御型战略，而创新型减碳则是一种进取型战略。除了诸多外部因素外，这些市场均存在结构性缺陷，如只有部分高排放行业和企业被纳入市场，与应入者范围差之甚远，这样不仅覆盖面不够，公平性问题也显而易见。

由防御型减碳战略转向进取型减碳战略创新型减碳提供了与另外两种减碳类型很不相同的可能性，有机会启动和引领远超减碳预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数字化转型。第二个支柱：形成区域自主减排责任体系。

本地区内交易结果互认，属于地区内部粮票。消费者在买新能源汽车的时候，不能说不关注碳减排，但大部分消费者直接感受到的是使用成本低、电子设备应用得手、舒适程度高、操控感觉与以往大不相同、智能驾驶能力的逐步提升。

如果一直都要把节能摆在第一位，特别是把控制能耗的指标作为间接控制碳排放的指标，那就难以避免资源配置的扭曲和错配、对正常经济运行带来负面扰动，这也是政策层面上提出由能耗双控尽快转到碳排放双控的原因所在。碳税实施起来相对简单，可以在某个地区或对某类产品开展这种双向激励机制的试点。但增效型减碳的局限性也很明显，首先是随着技术和管理进步，碳生产率的提升会出现递减，持续提高的空间收缩。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一旦创新进入可持续轨道，成本下降可以相当快。在绿色GDP核算中，就曾对常规污染作出过此类扣除。显然，这对政府组织的智慧和能力是一大考验。

与此同时，为了防止高碳生产者通过购买碳汇放松自身节能减排压力，碳排放权市场对CCER类型的碳汇交易规模设立了交易规模比重限制，目前这个比重被限定在5%，是一个对整体市场结构难以产生大的影响的份额。以新能源智能汽车来说，2022年12月的渗透达到31.8%，超过人们预期。

新涌现的增量在初期个头小、影响弱，但活力强、成长空间大，逐步由配角转化为主角。第三，这种创新可以大大降低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

区域和企业可以从各自实际出发，不必搞一刀切的减碳指标。碳生产率可以达到很高水平，但所用资源仍然是高碳的，如燃煤电厂节能减排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用煤发电这一点并没有改变。

对这样一个重大议题，这里不可能展开深入讨论，仅提出一些可供探讨的要点。简单地说，吸引消费者的，大部分优点可能是减碳之外的，这意味着创新为社会提供了超出预期的福利。比如，民营经济开始时是拾遗补缺，由于内生的活力、韧性和竞争力，逐步成长为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五六七八九作用的举足轻重的生力军。这些成本收益的调整，将会引起生产经营收益和投资价值重估，并形成新的激励机制。

以前述四种资本为例，物质资本的度量是基本成熟的。与衰退型减碳相比,增效型减碳体现了积极导向，特别在技术落后、管理粗放的情况下，提升能源和碳生产率有较大空间。

另一方面，在碳减排过程中要更多地引入市场化因素，并形成一种双向激励转型机制。碳替减指标出售者获得收入，购买者则可以抵消相应的减碳额度。

创新性减碳触发和加速了这些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有可能推动这些领域成为数字化转型的领先者。还可包括森林碳汇和其它负碳技术产品，也可包括个人消费领域的碳排放权交易。

如果由燃煤发电改为光伏或风能发电，则碳排放量相当于燃煤发电碳排放量的3%或1%，碳替减量分别为970克或990克。但现实情况是，原有生产者往往存在着严重的路径依赖，缺少兴趣也缺少能力进行技术创新。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光伏发电。第二种是增效型减碳，就是通过提高碳生产率，用同样多的碳排放实现更多的产出，或者同样的产出使用了较少的碳排放。

相应地，生态资本服务价值等绿色收益，应作为收益项计入核算体系。这样就可以为由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过渡创造条件。

要点包括：增量中新技术替代与相应的碳替减。符合实际的办法不是在政府机关办公室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在经济社会生活第一线试出来的。

创新型碳替减在减碳的同时实现增长，把二者的冲突关系转化为协同关系。另一个区别是，生态资本服务价值迄今尚未形成社会普遍认同的度量方法，而温室气体并不存在这个问题。